不惧“烤”验 “暑”你最美 ——烈日下的机务人

法国则通过大革命而重造了一整套适应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

尽管并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事实上的确会存在好程序与坏程序的区别。[58] See Andrei Marmor,An Institutional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Vol.39, No.3(Summer,2011), pp.243、247. [59] See 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191. [60] 以下简称被加重的理由。

[53] 参见注[50]，第410页。然而，在服务权威观之下，行动的方式变成了行动者已有的理由—权威者的指令—行动者的特定行动。因此，通常证立命题所输出的理由只能通常是义务，但这就蕴含着行动者需要审查权威者是否正确的要求，而这件事情本身是与受保护的理由矛盾的。[66] 除非被强迫这样做，但如此一来，此处的权威就会等同于纯粹的暴力，而纯粹的暴力并不预设正当权威的观念，它就不再是个关于权威的现象。然而，盲目性不但具有明显的且一般性的道德缺陷，并且盲目性与行动问题的理性化（rationality）这个基本要求是当然冲突的。

此外，对于义务进—义务出的模式，我证明了只有在解决合作问题的时候，才有权威存在的可能，并且这是一种实践权威。这表明，服务权威观之下所输出的是一种受保护的理由，[59]也就是义务。这里就明确了，非法采矿行为不仅是违反了矿产管理法规，而且还揭示了其侵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特许制度。

其次，法定犯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因而具有刑法违法性。因此加罗法洛将这些自然犯罪以外的犯罪称为法定犯罪。第（三）项，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另外应该引起重视的一点是，法定犯的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虽然是客观要素，但也要求行为人对于这些规范要素的具备一定认识，这就涉及到行为人对其违反行政法规的明知问题。

主要体现在兜底条款的规定中，例如非法经营罪，其中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而自然犯则与之不同，自然犯并不存在违反行政法规的内容，而是在刑法中被直接规定为犯罪。

进入 陈兴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定犯 。合同诈骗罪是以违反合同法为前提，因而具有行政违法性，属于法定犯。因此，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前后位阶关系。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制裁力量，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都是违反其他法律规范，因而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

对于法定犯，一般从禁止恶的意义上去理解它的性质，例如盗窃罪和诈骗罪都是所谓的自体恶，这些犯罪属于是财产犯罪，是无对价的取得他人财产，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行为。法定犯不具有伦理违法性而具有行政违法性。从我国刑法对法定犯的规定来看，除了纯粹的或者纯正的法定犯以外，还有以下两种立法现象值得注意：第一，同一性质的行为分别规定为自然犯和法定犯，例如《刑法》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是自然犯，而《刑法》126条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是法定犯，后者以违反枪支管理规定为前提，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刑法中，同一种买卖、制造枪支的行为是根据是否违反行政法规分别设定为自然犯和法定犯两种犯罪类型。第二，违反具体的国家规定。

其中刑法典规定的是普通犯罪，绝大多数是自然犯。（二）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性 法定犯虽然具有行政违法性，然而并非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必然构成法定犯，只有那些情节严重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才被立法机关规定为法定犯。

这是一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从法律上来说此罪是典型的义务犯，而这种义务是法律、行政法规所设定的，而本罪是以违反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为前提，因此本罪属于法定犯。因此从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除了第三章经济犯罪都是法定犯，其他章节的犯罪同时包括法定犯和自然犯，也就意味着法定犯和自然犯同处于某一个章节。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法定犯主要是经济犯罪，因此法定犯罪和经济犯罪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些材料对之后的司法认定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串通投标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经济犯罪是独立的犯罪类型，首先是在经济法规中被规定为违法行为，是一种经济上的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又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犯罪具有法定犯的特征。行为人在未黄金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收购贩卖黄金，涉嫌非法经营罪。相对来说，这种自然犯对社会的危害性比较大，因此在刑法中应当设置更重的法定刑，而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小，因此在刑法中应当设置较轻的法定刑。

同时刑法又在经济犯罪中规定经济诈骗罪例如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是指经济活动中，违反合同法的规定，以签订履行合同为欺骗手段，骗取合同相对人的财物的行为。法定犯的行政要素对于法定犯来说具有限制机能，因为法定犯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因而行政要素具有限制入罪的机能，可以将那些没有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或者情节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双重违法性首先是指对行政法规的违反性，因而法定犯具有行政违法性。但不能反过来说只要违反行政法规就一定构成法定犯，违反行政法规是否构成法定犯还要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

目前刑法学界的通说是刑法独立性说，尽管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但还是认为刑法对犯罪的规定独立于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性质。例如，《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国家规定主要是指违反行政许可法、金融外汇规定或者其他法律，如果没有违反上述行政法规，就不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加罗法洛认为，自然犯罪的本质在于道德异常，他把犯罪人定义为缺乏怜悯和正直这两种基本利他情感的人，在加罗法洛看来，自然犯是侵害上述两种道德情感实施犯罪的人。对于法定犯的行政从属性来说，没有违反行政法规就不可能构成行政犯，这就是所谓的法秩序统一原理，即不能将行政法上认为是合法的，而在刑法上认为是犯罪，因此法秩序统一原理对于法定犯的适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违反行政法的规定，也就不存在法定犯。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家行政管理范围不断扩大，国家行政职能不断增加，大量行政法规出台，因而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行为随即涌现，对这些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出现了所谓的行政刑法，而行政犯的概念就是随着行政刑法而产生的。

然而，某些法定犯在刑法条文罪状中并没有表述违反行政法规，但是从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来考虑，它是以违反某种行政法规为前提的，进而也可以将这些犯罪归属于法定犯。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法定犯一定要参照相关的行政法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定法定犯。

但在三阶层的理论体系中，表述为剥夺他人生命经济犯罪之所以法定犯，主要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行政权力对于经济的规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必须经过质证和实质的审理才能转化为认定法定犯的证据材料。经济犯罪与法定犯的关系而言，经济犯罪都是法定犯，但法定犯不都是经济犯罪，因此法定犯概念的外延大于经济犯罪。

因此，法定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具有刑事违法性。行为人在未黄金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收购贩卖黄金，涉嫌非法经营罪。因此，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法定犯主要存在于附属刑法中，如侵犯商标犯罪规定在商标法中，侵犯专利犯罪和侵犯商标犯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但也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行为人会产生对违反行政法规定的法定犯的规范要素的认识性错误，但是这种认识错误不同于违法性认识错误，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认识错误，可以据此否定犯罪构成。

在法定犯的构成要件中存在规范要素，即违反行政法规，因此行政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法定犯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中的法定犯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九章中。

经济犯罪是独立的犯罪类型，首先是在经济法规中被规定为违法行为，是一种经济上的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又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犯罪具有法定犯的特征。因此法定犯最初的思想渊源来自禁止恶的概念。

当然，概念从属性也存在例外，例如刑法中信用卡的概念和金融法规中信用卡的概念是不同的，这种必须在法律或司法解释有明文规定。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家行政管理范围不断扩大，国家行政职能不断增加，大量行政法规出台，因而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行为随即涌现，对这些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出现了所谓的行政刑法，而行政犯的概念就是随着行政刑法而产生的。